起一個好名字,意味著賦予事物一個承載意義、期望與身份的符號,并借此為其未來的發(fā)展鋪設一條充滿可能性的道路。它不僅僅是一個稱呼,更是一種深遠的祝福、一個無聲的預言、一個身份認同的起點,其象征未來的意義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承載期望與愿景: 個人: 父母給孩子取名,往往寄托著對孩子未來的期望(如“志遠”、“嘉慧”、“安然”)、對品德的期許(如“仁杰”、“守信”、“思齊”)、對人生狀態(tài)的祝愿(如“樂康”、“欣悅”、“安寧”)或對家族傳承的延續(xù)(如特定的字輩、紀念先祖)。 企業(yè)/品牌: 一個好的公司或品牌名稱,需要體現(xiàn)其核心價值(如“誠信”、“創(chuàng)新”)、市場定位(如“高端”、“親民”)、行業(yè)特性(如“迅捷”、“穩(wěn)健”)以及未來的發(fā)展藍圖(如“環(huán)球”、“未來”、“領航”)。 項目/活動: 名稱需要清晰傳達項目/活動的目標(如“曙光計劃”、“春風行動”)、核心理念(如“和諧共生”、“智慧未來”)以及想要實現(xiàn)的積極影響。 2. 塑造第一印象與身份認同: 名字是“第一張名片”: 一個恰當、響亮、富有內涵的名字能迅速在他人心中建立積極的初步印象,激發(fā)好奇心和好感度。這為未來的互動和關系建立打下了基礎。 定義身份核心: 名字是個人、組織或事物最核心的身份標識。它幫助確立“我是誰”、“我們代表什么”。一個強大的名字能強化內部成員的歸屬感和自豪感,也幫助外界快速理解其本質。 3. 蘊含潛力與可能性: “名正則言順”: 一個寓意積極、方向明確的名字,仿佛為未來的發(fā)展指明了一個方向。它像一個無形的燈塔,引導著個體或組織朝著名字所蘊含的美好愿景努力。 激發(fā)內在動力: 一個充滿力量和希望的名字,本身就能對擁有者(人或組織)產生積極的暗示和心理激勵,鼓勵其努力去“配得上”這個名字所代表的品質和未來。 4. 象征連接與傳承: 連接過去與未來: 名字常常承載著歷史(家族姓氏、文化典故)、當下(時代特征、父母心境)和對未來的展望。它像一個紐帶,連接著起源和歸宿。 建立情感紐帶: 一個被用心賦予、飽含深情的名字,能建立起擁有者與命名者(如父母與孩子)之間深厚的情感聯(lián)系。這份情感是未來關系的重要基石。 傳承價值: 名字中蘊含的價值觀(如勇敢、智慧、仁愛)或精神(如探索、堅韌、合作)是希望在未來得以延續(xù)和發(fā)揚光大的。 5. 在市場中建立差異化與價值: 品牌資產的核心: 在商業(yè)領域,一個好的名字是品牌最核心的無形資產之一。它幫助在擁擠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建立獨特的品牌形象,承載品牌承諾,并最終影響消費者未來的購買決策和忠誠度。一個有遠見的名字能為品牌未來的價值增長奠定基礎。 總結來說,“起一個好名字意味著什么,象征著未來”的核心在于: 意味著: 深思熟慮地注入期望、定義身份、賦予意義、建立連接、并期望其成為未來發(fā)展的重要助力。 象征著: 一個充滿希望的起點、一個有待實現(xiàn)的藍圖、一種無形的引導力量、以及一份承載著祝福與責任的傳承。 它是對未來潛力的一種具象化表達和積極召喚。 因此,起名絕非隨意之舉,而是一項面向未來的、充滿創(chuàng)造力和責任感的儀式。一個好的名字,如同一顆精心挑選的種子,蘊含著破土而出、茁壯成長、最終綻放出美好未來的無限可能。它既是當下的承諾,也是通往未來的第一聲回響。

《詩經》先秦多次輯集說

圖1

詩經》的結集,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刪詩之說,后世引發(fā)長期的爭論,從違雙方論爭紛紜,聚訟不斷。學者時或蹊徑獨辟,倡言新說,清儒方玉潤提出兩次成書說,認為第一次編集出于周朝樂官,第二次編集出于魯國樂師。近時學者繼踵而上,劉毓慶徐正英、馬銀琴曹勝高諸先生相繼提出過一些富有啟發(fā)性的見解。如劉毓慶先生以為《詩經》經過三次重大編輯整理,一是周宣王時,所收皆為典禮之詩;二是周平王時,所收主要是變雅和三衛(wèi)詩歌;三是孔子手定,增加變風與魯、商二頌。馬銀琴先生則認為《詩》本身的形成史經歷有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東遷后及孔子五個重要的整理階段。但由于傳世材料有限,相關考論大體依據邏輯推理,多使用默證,辯難推敲,缺乏實證性材料。近年來,隨著諸多簡帛文獻的發(fā)現(xiàn)與公布,《詩經》研究迎來新的契機,舉凡甘肅武威漢簡《儀禮》、安徽阜陽漢簡《詩經》、上博簡《孔子詩論》、安徽大學戰(zhàn)國竹簡《詩經》等,皆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材料,足以助益我們重新認識與把握《詩經》的輯集問題,顛覆舊有的認知,形成全新的觀點,即先秦時期《詩經》曾經多次輯集。

將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先秦和漢初簡帛資料中的《詩經》文本與傳世的毛詩對校,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在文字、章句、題目、篇次、分類等方面皆存在諸多歧異,無法納入同一版本體系。

簡帛文本與傳世毛詩相較,文字方面出入的例證極多,如《商頌·長發(fā)》“不競不絿”,郭店楚簡《五行》引作“不挺不樛”,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兩次征引,分別作“不勮不救”“不勮不(見圖1)”。《小雅·小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一語的末三字,郭店簡《緇衣》引作“氏貞植”,上博簡《緇衣》作“是正植”。毛詩篇名《南有樛木》《柏舟》《綢繆》,阜陽漢簡《詩經》分別作《南有朻木》《柏州》《淍穆》。

簡帛文獻提及的《詩經》文字還有一些無法與傳世本進行對照。如上博所藏《詩論》引《大雅·皇矣》詩語“帝謂文王,予懷爾明德”,今傳毛詩本無“爾”字,《墨子·天志下》則引作“予懷而明德”。安大簡《詩經·汾沮洳》“其美如玉”,毛詩作“美玉如”。傳世文獻之中亦有類似情況,《禮記·緇衣》第十七章引詩《小雅·節(jié)南山》:“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毛詩作:“誰秉國成,不自為政?!边@三個例子僅為一個虛字的差異,并非關鍵字眼,似乎不足以證成文本來源的差異。

客觀說來,上述異文并不足以構成結構性、顛覆性差異,或可據以論定諸本關系為“同源異流”,傳抄訛變,但是詩文章句迥異例證確然存在,不乏其例,恰構成反證,足以推翻這種觀點。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詩經》提供了幾則極其珍貴的例證,如《召南·騶虞》一詩,毛詩二章,安大簡載錄文本為三章;《魏風·葛屨》,毛詩二章,第一章六句,第二章五句,安大簡載錄文本則是第二章為五句;《秦風·小戎》一詩,第二章與第三章之次序與毛詩正好相反;《秦風·無衣》,安大簡殘存“曾子以組明月將逝”,不見于毛詩,且據其簡容字面積推測,其詩篇與毛詩差異較大。歧異如此之大,如果說這些詩篇還是可以歸于毛詩系統(tǒng),前后一脈相傳,說服力確實比較微弱。

有的詩作或有可能是全篇皆未被毛詩載錄?!蹲髠鳌べ夜辍吩疲骸扒夭{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預注曰:“《河水》,逸詩,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薄秶Z·晉語四》亦記載“公子賦《河水》”一事,“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韋昭注則云:“‘河’當為‘沔’,字相似而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今傳毛詩《小雅·沔水》有詩句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杜預與韋昭持論大不相同。明代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支持杜預之說,以為“‘河’‘沔’字形雖相似,不應內外傳兩書同誤”。許志剛先生也指出,“重耳所賦未必為逸詩。重耳在外流亡了十九年,最后到秦,得到強有力的幫助。這次的享禮就是進一步鞏固他們之間同盟關系的良好契機。為此,他在賦詩之時表示永遠不忘記秦的幫助,要像水奔流入海那樣,心系秦庭。由此看來,杜注取義于‘朝宗于海’庶無大過。僅就‘朝宗于海’一句而言,《詩經·沔水》有之。然而,全詩多批評‘邦人諸友,莫肯念亂’,重耳賦此詩,不免有點違背‘歌詩必類’的原則”。上博簡《孔子詩論》所載詩歌篇名共六十篇,內中數篇不見于毛詩,其中就包括《河水》一篇。據此而言,杜預之說不能輕易否定。

詩篇題目方面的差異即同詩異名現(xiàn)象,更不容忽略?!秶Z·晉語四》記載秦伯享晉公子重耳,賦《鳩飛》?!而F飛》之名不見于毛詩,韋昭注曰:“《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fā)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对娦颉吩疲骸?span id="3yumy0j"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2654216" qid="6580257049559438595" mention-index="0">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同一首詩,卻有《鳩飛》和《小宛》兩個題目,這讓人費解。或者此處“鳩飛”二字不能施以書名號,僅是概括用典,一如《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以“白圭”隱指《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語。但這僅為臆測,目前尚不能排除《鳩飛》《小宛》為同詩異名之說,因為簡帛文獻與傳世典籍之中類似例證并不乏見。《左傳·昭公二年》記載季武子賦詩“《節(jié)》之卒章”,今毛詩本作《節(jié)南山》?!妒轮弧粪嵐{亦云:“《節(jié)》刺師尹不平?!薄洞蟠鞫Y記·衛(wèi)將軍文子》引其詩句“式夷是已”,盧辯注:“此《小雅·節(jié)》之四章。”此例或可以繁簡稱名視之,但是簡帛資料的例證卻無法回避?!缎⊙拧分妒轮弧罚喜┖啞犊鬃釉娬摗纷鳌妒隆?;《小雅》之《無將大車》,上博簡《孔子詩論》作《將大車》。這種一詩兩名或多名的現(xiàn)象,如果說是同一學派所為,顯然有違常理。

簡帛《詩經》文本中的詩篇次序排列與毛詩也頗有不同。如安大簡《詩經》中的《魏》包括十篇作品,以《葛屨》為首,其余九篇皆屬于毛詩之《唐風》,但篇次又異于《唐風》,《揚之水》置于《山有樞》之前,《有杕之杜》置于《羔裘》之前,《無衣》置于《鴇羽》之前。差異如此之大,根本不可能是出于傳抄筆誤,只能是出于不同的版本體系。

三百篇的分類排列方面,簡帛文獻也給世人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毛詩分為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江林先生探研《左傳》引《詩》,提出“在春秋前期,季札觀樂之前,《詩經》還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傳本,還處于一個不斷在增編與發(fā)展的時期”。這個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證據略嫌單薄,出土簡帛正好提供了補證材料。綜合比照季札觀樂所見文本、安大簡《詩經》與毛詩,其分類與組合情況如下:

季札觀樂演奏次序:周南、召南、邶、鄘、衛(wèi)、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小雅、大雅、頌。

安大簡次序:周南、召南、秦、某、侯、鄘、魏風。

毛詩次序:周南、召南、邶、鄘、衛(wèi)、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小雅、大雅、頌。

三種文本內部安排大不相同,就版本學意義上來說,根本不可能屬于同一系統(tǒng)。

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其事之系年或有紊亂,此不贅言,但既稱“周樂”,則此音樂演出依據之文本當出于周王廷之樂官編集,且季札觀樂活動持續(xù)時間未久,若一如毛詩三百之數,當持續(xù)數天,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部完整演奏一遍。據此可以推斷,魯國樂工所持《詩經》文本不同于毛詩,兩者分類編次不同,篇目數量亦有迥別。安大簡時代為戰(zhàn)國。安徽阜陽城郊雙古堆出土西漢早期《詩經》竹簡,時代當在西漢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距西漢開國不到五十年,其淵源當是戰(zhàn)國時期之文本,或者如學者所言,極可能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國流傳的一個本子。如此,則先秦時期,縱向說來,《詩經》至少出現(xiàn)過四個本子,即西周樂官整理本、孔子刪編本、安大戰(zhàn)國本、阜陽漢簡源出之戰(zhàn)國本,三百篇先后輯集過不止一次。諸本在分類編排上存有程度不一的沿襲性,其間的差異是不是出于地域性還尚須探研。

(作者:劉立志,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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