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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劉力耘 著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
ISBN：9787520397414
壹
內容介紹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宋代（960-1276）的《尚書》學。為歷史地理解經典闡釋的成因及意指，本書運用語境重建與文本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考察宋代紛繁的《尚書》闡釋形態(tài)，進而試圖管窺儒家經學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的展開方式。首先，本書聚焦宋代士大夫、士人的《尚書》闡釋，剖析他們是如何將基于現(xiàn)實判斷的理想圖景和行動指向寄予各自的闡釋之中；通過再現(xiàn)闡釋過程和凸顯闡釋者的主體性，說明宋代《尚書》學并非經典研究的客觀之學，其與前代闡釋之間無論同抑或異的關系，均不適宜僅在單純由闡釋構成的脈絡中理解和表述。其次，本書以專題的形式，展現(xiàn)《尚書》學之于兩宋變法、中興、災異論和理學等重大政治實踐、思想主題的回應與貢獻，說明《尚書》在宋代普遍被視作“君主之軌范”，而《尚書》闡釋多是種種因應時事又不乏思想淵源和邏輯性、創(chuàng)新性的“君主論”。宋代《尚書》學研究應當突破過去受文獻辨?zhèn)巍⒄軐W史等研究范式的影響，更多地揭示其作為政治實踐及其背后的思想邏輯的面向與價值。
貳
作者簡介
劉力耘，2006-2017年就讀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F(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宋代政治思想史、經學史。
叁
序一（彭剛）
序二（王啟發(fā)）
緒 論
第一節(jié) 20世紀以來宋代《尚書》學研究
第二節(jié) 《尚書》在宋代政治中的角色
第一章 《尚書》學與熙寧新政
第一節(jié) 范純仁《尚書解》
第二節(jié) 王安石《尚書》學
第二章 《尚書》學與高、孝中興
第一節(jié) 復仇論
第二節(jié) 史浩《尚書講義》
第三章 士大夫災異論中的《尚書》學
第一節(jié) 兩種事應解讀原則的沖突
第二節(jié) 災異意指解讀的“消失”
第三節(jié) 災異常數(shù)說
第四節(jié) 回到《洪范五行傳》
第四章 理學中的《尚書》學
第一節(jié) 傳統(tǒng)解釋下“十六字”的內涵與應用
第二節(jié) 北宋士大夫的“十六字”新解
第三節(jié) 南宋“十六字”性理化解釋的普遍化
全書結語
參考文獻
肆
序一
馮友蘭先生在他最初的《中國哲學史》中，把傳統(tǒng)思想劃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印象中，業(yè)師何兆武先生曾經多次說起，這是馮先生的“卓識”。在馮先生看來，“自春秋迄漢初”的“子學時代”而后，便是自董仲舒到廖平的“經學時代”。這一時代“大多數(shù)著書立說之人，其學說無論如何新奇，皆須于經學中求有根據(jù)，方可為一般人所信愛。”而“諸哲學家無論有無新見，皆須依傍古代即子學時代之哲學中之術語表出之?！贝蟮侄?，“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之間固然自有分別，但都不能脫離而要依傍“經”，來獲得自身的立論合法性，找到可以依循的表達路徑。
如力耘書中所言，傳統(tǒng)中國的士大夫、士人表達知識和價值，往往依傍于對儒家經典的闡釋。即便表面上完全囿于故紙堆中的學理探究，也往往浸透了對當下現(xiàn)實的關懷，充滿了政治蘊含。力耘提到，宋代經學通常被視作以義理闡發(fā)而非文本考據(jù)見長，被后人指責是“不遵古訓”，“獨憑臆說”。用宋儒自己的話來說，經典闡釋的活動對他們而言，“豈徒解經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span id="glfnpqv" class="wpcom_tag_link">力耘抽絲剝繭般的文本解析，也讓我們看到，對如《尚書》一樣的經典文本，士人是在何種歷史語境下來立論，選擇哪些文段，借重哪一種舊注，往著什么樣的方向另立新說，多重選擇之下的經典闡釋，都有著學理脈絡背后的當下政治的考量。就力耘本書所聚焦的宋代《尚書》學而言，單純的經學史視角，難以對經典闡釋何以采取了某些特定的形態(tài)得出有效的解釋。而政治史研究中對經學學術脈絡的陌生或忽視，又往往會錯失以經典闡釋的貌相出場的政治論辯，那其中，既有對時政的論斷，更有理想圖景和行動指向的建構。
力耘的研究思路，受到思想史研究中以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為主將的劍橋學派很大的影響。斯金納主編的一套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叢書，以“語境中的觀念（Ideas in Context）”為名。這三個單詞，最簡略而又最鮮明不過地表達了他思想史研究的預設和取向：一切觀念都是在特定的語境下發(fā)生的，歷史的、社會政治的語境，如力耘所解析的熙寧新政和高、孝中興的政治史的語境，給定了觀念產生的條件和它所要因應的問題。語言學的語境（linguistic context，我們可以寬泛地把它理解為論者在特定時刻可以現(xiàn)成利用的概念庫和論證路數(shù)，如宋儒所面對的儒家經典，歐洲中世紀各類言說者所面對的神學套路，以及當下的各種“政治正確”）既讓觀念得以表述又讓其受到限制。斯金納還深受語言哲學家奧斯汀等人的影響，由以言行事（比如在冬天的湖邊對人說“這里的冰太薄”，不是旨在描述冰層的厚度，而是要阻止可能發(fā)生的不安全的行為。）來強調理論和言說本身的實踐性。在力耘結合了政治語境的文本分析中，經學論辯的政治實踐效應也被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
斯金納總結的他自己的跨文本的、語境論的（inter-textual, contextualist）研究取徑，一方面，并非橫空出世，比如過往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的若干出色的研究個案中實際也包含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和特征；另一方面，將其基本預設和方法論深入而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既有學理上的系統(tǒng)闡述，更有若干研究實踐與之呼應，這的確是斯金納及其劍橋學派的巨大貢獻。力耘的研究，在這樣一個傳統(tǒng)的領域中，無論是提出的問題還是得出的解釋，都新意迭出，與她對劍橋學派的深入思考和借鑒分不開。也因此，看力耘的書稿，讓我時時想起錢鐘書先生論學的名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16年前，力耘進入清華人文學院本科學習后，一年級時我就給她上過課，當過她和另外幾位同學的本科學業(yè)導師。這以后，每隔一段時間，總能了解到她學業(yè)的進展，再然后，看著她成家，看著她成為一個成熟的學者。這本書稿，是由她在李學勤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增刪、修訂而成。倘若李先生在世，這篇序文應當是李先生很樂意來寫的。每念及此，真是誠惶誠恐。只是，我雖是力耘所耕耘的專業(yè)領域的檻外人，但也見證了她一步步的艱辛付出和堅實的成長。我也很高興，以這樣的方式，出現(xiàn)在她的第一本專著上，多少滿足了做教師的那一點虛榮心和成就感。
彭剛
2022年2月26日于清華園
伍
序二
劉力耘博士的專著《政治與思想語境中的宋代<尚書>學》即將出版，十分值得期待和祝賀！這既是她多年來學術研究成果的匯集，也是她為學界貢獻的一部關于傳統(tǒng)經學文本《尚書》的經典闡釋及宋代思想史研究的論著。
在這部論著中，力耘博士以“政治語境”這個在中國古代王朝政治中具有特殊意義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討論了諸如宋代《尚書》學的角色所在，《尚書》學與北宋的熙寧新政、南宋前期的“中興”等重要政治課題的關系，《尚書》學在宋代士大夫的災異論、道德性命之學等重要思想主題中的意義等等。在這些討論中，力耘博士通過細致的解讀和分析，討論了宋代士大夫如何借助《尚書》的經典性而發(fā)揮其政治見解和主張，從而呈現(xiàn)經學人物、經學文本、思想觀念、政治課題相互聯(lián)系的具體風貌和特點。
經學本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與思想最為重要的載體，并且在歷代王朝政治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因而有著豐富的論題可以展開。力耘博士選取《尚書》學與宋代政治生活的關聯(lián)及思想表現(xiàn)進行考察，不僅形成了她個人學術發(fā)展的獨具風格的起始點，也必然有助于《尚書》學乃至經學思想史研究的拓展。
回想2016年底的一個工作日，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習近十年的力耘博士，在我的同事蘇輝先生的陪同下來到我們思想史研究室。她介紹了自己的研究課題、未來繼續(xù)從事科研的設想。當時我便得知，力耘是跟隨李學勤先生讀博，宋代《尚書》學這個課題也是在李先生的認可和指導下進行的。通過這次見面，我對力耘的研究興趣以及能力等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感受到她對學術特別是思想史研究的執(zhí)著。后來李學勤先生又打來電話，進一步介紹了力耘的情況。2017年的春天，我到清華大學參加力耘的博士論文答辯，數(shù)月后，力耘便來到歷史所從事博士后研究。
力耘的博士論文，一直是在李學勤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李先生一向對傳統(tǒng)經學與思想史關系的研究十分關注。從學術淵源與傳承方面來說，1988年至1989年，我的碩士論文以《禮記》中的思想為主題，正是李先生提議而和我的老師黃宣民先生一同確定的。后來李先生又參加了我的碩士論文答辯，給予我很好的學術指導。再有，李先生在歷史所工作期間，對我們思想史研究室及我個人的學術發(fā)展一直都很關注與關照，我有多篇禮學方面的論文是在李先生主編的《華學》上發(fā)表的。就此而言，雖然我是力耘的博士后合作導師，但實際我們在學術上都深得李先生的指教之惠。2019年2月24日，李先生因病不幸辭世，離開了我們?，F(xiàn)在力耘這部書稿的出版，可以作為懷念和紀念李先生的一種方式吧。我們都會繼續(xù)按照李先生所期望的那樣，不斷做好傳統(tǒng)學術與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力耘的博士論文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博士后期間對博士論文的主題進行了拓展與深入，后來她在歷史理論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續(xù)有新的思考?，F(xiàn)在這部專著也正是以這些成果為基礎的。透過力耘的這部著作，我們可以看到她為學經年、潛心學術的收獲。在這里，我樂于向讀者推薦力耘博士的這部著作，并且希望力耘在思想史研究領域不斷取得更突出的成績。
王啟發(fā)
2022年1月8日
陸
引言
“經學”最直接的含義，指對特定的幾部儒家典籍的訓解和闡釋。在中國古代，這種訓解和闡釋賦予經典文本不間斷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使得闡釋者及其時代受到經典所示價值的教化，文化傳統(tǒng)借此得以維系和延續(xù)。與之同時，一方面，尤其針對當下言說，而非單純記述過往，是信仰意義上的經典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闡釋者處在特定的、異于經典文本指涉與產生的時空中，政治情勢、時代思潮和個人的經歷、思想等，共同造就特殊的問題意識和現(xiàn)實關懷。因此，闡釋者無法擺脫的“歷史性”，不僅是發(fā)掘經典文本的闡釋潛能的動力，也無可避免地致使其在經典闡釋中投射進基于現(xiàn)實判斷的理想圖景和行動指向。
宋代（960-1279）的經學通常被視作以義理闡發(fā)而非文本考據(jù)見長。相應的，宋代的闡釋者似乎也更認同：經典與當下的狀況、關懷密切相關。正如他們自己所言：“豈徒解經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徒解經而已”，是一種旨在克服時間障礙的翻譯，追求準確地理解經文之意；“有為言之”，則表明闡釋具有現(xiàn)實對話性。宋代經學在“有為言之”方面，無疑具有高度自覺和豐碩成果。而有關于此的研究，從闡釋學的角度來講，有助于揭示傳統(tǒng)中國經典闡釋的歷史性、互動性等特點；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講，也利于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思維、實踐的邏輯與風格。現(xiàn)在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有效揭示出“有為言之”的內容。
不妨先看一則南宋光宗朝（1189-1194）的故事：
上久不過重華宮，（倪）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于褻狎，終于恣橫，卒至于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鄙香と弧Ｚw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strong>
據(jù)《春秋》經傳，魯桓公不聽申
的勸告，執(zhí)意帶著夫人文姜到濼水會見齊襄公，結果因發(fā)現(xiàn)襄公和文姜私通而在齊國遇害。經筵侍講倪思進講《春秋》至此處時，向光宗闡發(fā)義理，指出歷史上后妃失德的嚴重后果。
倪思的闡釋看上去只是講論經史，并未言及時政。但在這里，歷史的書寫者用兩種時政背景（光宗已很久不去重華宮拜見其父，李皇后逐漸干預朝政），倪思對“過宮”的高度關切（“疏十上”等），光宗、趙汝愚聽講后的反應（“悚然”“退語人曰”云云），共同搭建起一個“舞臺”，使讀者很容易領會：被安排在這“舞臺”上出場的倪思的經典闡釋是“有為言之”，是在警告、力勸光宗不可聽信李皇后，傷害與孝宗的父子關系。然而，這樣的理解是否符合倪思的本意？或者說，如何檢驗這個后建的“舞臺”是適當?shù)哪?？經典闡釋本身能夠提供幫助。“甚則離間父子”，本與《春秋》經傳所述文姜的事跡無關，是倪思在闡釋經義時有意植入的新話題，以勾連現(xiàn)實政治中的“過宮”風波，恰好證明此“舞臺”是適當?shù)摹?/p>
可以說，倪思的經典闡釋之“言”未及于李皇后干政、離間光宗父子，但“意”已及于此；表面未及時政的闡釋之“言”的表達，實是“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即勸諫光宗。由此可見，成功捕獲言外之意，或說揭示如何以言行事、以言所行何事，依賴語境（“舞臺”）和文本分析。但現(xiàn)存的經典闡釋，絕大多數(shù)并沒有現(xiàn)成的語境，需要研究者去重建。重建語境應當至少考慮1）闡釋者所處的文化傳統(tǒng)、思想氛圍，政治情勢、輿論環(huán)境等，2）闡釋者的身份、經歷、思想及其關注并致力于解決的問題等要素。此外，精讀闡釋文本，將其與權威闡釋、流行闡釋等作比較分析，考察其是否背離或“溢出”闡釋傳統(tǒng)之流，是否與其他闡釋有思想上的對話，也是必不可少的。
本書聚焦宋代《尚書》學，運用語境重建與文本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以專題的形式，通過研究經典闡釋“有為言之”的面向，揭示《尚書》學在兩宋變法、中興、災異論和理學等重大政治思想、實踐主題上的回應與貢獻，豐富關于宋代經學、政治文化的認識?！渡袝分饕浭鎏朴萑嫉难哉?、事跡，漢代以來被奉為“五經”之一，深刻影響著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思維和實踐。《尚書》學在宋代尤為興盛，時人稱“博士業(yè)《書》者十常三四”；又稱“經解惟《書》最多”，可見一斑。然而，學界對于宋代《尚書》學卻不甚重視、研究不足。以往的宋代經學史、思想史重視《周易》《春秋》《周禮》“四書”學，所描繪的宋代思想圖景以理學家的形而上思想為主，兼有宏觀政治風氣影響下的《春秋》學以及服務于王安石變法的《周禮》學，《尚書》學在其中幾乎是“消失”的。本書從梳理和反思該現(xiàn)象開始。
本書緒論章第一節(jié)“20世紀以來宋代《尚書》學研究”，從分析、檢討20世紀以來經學通史、《尚書》學史、宋代《尚書》學專題研究的研究范式入手，指出深受清代學術興趣、成就影響的舊式經學史，重點關注宋代《尚書》學不遵注疏的特點及其涉及文獻辨?zhèn)蔚膬热?，受到思想史、哲學史影響的新式經學史，則因種種原因更加忽視宋代《尚書》學；而《尚書》學研究的熱點話題多集中在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及清代，除辨?zhèn)螁栴}外基本與兩宋歷史無涉，客觀上也促使宋代《尚書》學不受重視。此外，宋代《尚書》學的專題研究普遍視經典闡釋為自足的文本，或單純排比、對照闡釋間的關系，或直接從中歸納闡釋者的思想，存在經典闡釋的歷史語境不明或過于宏闊疏離的問題，無法揭示《尚書》學之于宋代政治、思想的參與及貢獻，反過來又助長了經學史、思想史對宋代《尚書》學的忽視。
這種研究的不足，歸根結底在于未能深入宋代《尚書》學的問題意識，未能進入闡釋者的世界。鑒于此，緒論章第二節(jié)“《尚書》在宋代政治中的角色”，通過分析宋代知識人所理解和堅持的《尚書》在政治中的角色，展示他們在日常政治實踐中“釋放”《尚書》影響力的諸般途徑，以此明確《尚書》在宋代主要被視作君主之軌范，《尚書》闡釋本質上是一種基于時政判斷的給時君提供規(guī)范性、可實踐性價值的行為。本節(jié)內容有助于準確把握宋代《尚書》學的問題意識，歷史地理解和呈現(xiàn)宋代《尚書》學，是全書研究的基礎和起點。
北宋政治的重大主題和熱點話題是變法，南宋則是和戰(zhàn)。本書第一、二章即重點研究《尚書》學對變法、和戰(zhàn)等時代命題的回應。第一章“《尚書》學與熙寧新政”，聚焦北宋神宗熙寧時期，變法派（王安石）和反變法派（范純仁）人物的《尚書》學。第一節(jié)主要解讀范純仁進呈神宗的《尚書》選講本——《尚書解》，分析他是如何通過運用選取《尚書》經文，對所選經文作有選擇性的解釋，以及沿襲、改造和舍棄漢唐注疏等方式創(chuàng)造出《尚書解》，以確保其嚴格針對他所認為的時政弊病，更為顯明地表達他對神宗的勸諫。第二節(jié)主要分析王安石在與神宗、反對派對話時闡釋《尚書》的種種情形，并結合《書義》等，勾勒出他借此構建起的一整套思想和話語體系。本節(jié)揭示出《尚書》在王安石變法的思想和實踐中所扮演的重要而獨特的角色，即回擊反對者、堅定神宗的變法決心，同時也呈現(xiàn)出王安石與反對派在《尚書》闡釋上的諸多沖突與對話。
第二章“《尚書》學與高、孝中興”，聚焦南宋高宗、孝宗兩朝，考察《尚書》學如何回應復仇、孝道、近習等與和戰(zhàn)、中興密切相關的時政話題。第一節(jié)從蘇軾《書傳》的復仇話題在南宋前期《尚書》學中引起的回響入手，探討不同的闡釋者針對蘇軾之說或承襲、或改造、或批評的態(tài)度，及其背后基于時局、政見的現(xiàn)實指向。這一節(jié)的分析也表明，在闡釋經文表達復仇論方面，《尚書》學具有直接指向君主，且與中興話題密切相關的特點。第二節(jié)主要解讀孝宗朝重要政治人物史浩的《尚書講義》，考察史浩在闡釋經文時，如何通過巧妙地引入新的概念、話題，偏離傳統(tǒng)的闡釋重心，來表達他關于孝宗朝“子繼父”“三年喪”和近習等關鍵性政治問題的見解與思考。
第一、二章所揭示的《尚書》闡釋中的“有為之言”，大多針對某一政治人物、舉措、事件等，其語境也相對具體。第三、四章則在更為廣闊的語境中，考察《尚書》學之于災異論、心性論等傳統(tǒng)中國重要的政治理論的回應。第三章“《尚書》學與士大夫災異論”，以蘇軾為切入點，考察其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對于災異事應說的不同態(tài)度及其變化原因，辨析其災異常數(shù)說，旁征時人的災異論并檢討主流史料，通過重新梳理和認識宋代士大夫災異論的特點及演變，在此政治思想的脈絡下，來準確理解兩宋《尚書》闡釋中的災異論。第四章“理學中的《尚書》學”，通過考察《尚書·大禹謨》“虞廷十六字”的闡釋類型及演變，以此為例，展現(xiàn)《尚書》在理學的心性論，以及基于此的針對君主的修養(yǎng)工夫論的理論構建和運用中的角色。第三、四章的研究也表明，重視《尚書》闡釋，有助于全面而準確地理解宋代的士大夫災異論和理學。
最后的“全書結語”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從經典闡釋的角度，歸納宋代《尚書》學表達“有為之言”的若干方式。二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嘗試總結《尚書》學研究對于宋代思想史和廣義的政治史研究的一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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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郵箱：txq1627@126.com
編輯：潘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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